真实的民国:极少数人的盛世
得益于影视剧的渲染,现代人眼中的民国时期都是莺歌燕舞的。要是在上海,那更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敢打敢拼,就可以在大上海滩站稳脚跟,并且成为时代的新秀。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过着一种自由、富足,而且又充满了情调的生活。
以至于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甚至于都在怀念那个年代,认为那时候的社会整体气氛是不压抑的,而底层的民众也可以在相对自由的流动中,获得一线生机。这种渲染乍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可惜,真实的民国却从来不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民国,本就面临着生产力低下和社会结构急需变革的死局,可偏偏又多年战乱,导致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民不聊生的同时,即便那些富商大贾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北地区连热水都喝不上
说民国之前,不妨把历史的时针稍微往前拨动一下,回到英国大使马嘎尔尼来华访问的18世纪。英国大使沿着白河水向北京进发,沿途供给他们的食品很丰富,但马嘎尔尼在船上发现了一个细节——腐烂的食物以及死去的鸡鸭肉,被丢弃到河里的时候,沿河岸的百姓会冒着淹死的风险,来捞取这些腐败的食物。
彼时正值乾隆晚年,清帝国还在做着万邦来朝的美梦,根本没有睁眼看世界。而马嘎尔尼通过这趟中国之旅也断定,清政府的强大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其国内的百姓,则完全挣扎在生存线水平上下,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马嘎尔尼的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半个多世纪后,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中国的腹地。一个在华北地区旅行的传教士记载:当地的百姓都居住在低矮的土坯房内,吃的食物也都粗劣不堪。这是清朝末年外国人,对中国基层百姓生活的真实见证。
而整个华北地区,即便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百姓的生活依旧延续了此前的那种艰苦状态。甚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有所下降。1932年的《景县志》记载:当地的农民哪怕是在丰收之年,也只能吃到小米和玉米这样的粗粮。
具体来说,农民早饭和晚饭只能喝粥,午饭的时候吃一顿咸菜。虽然农民也种植小麦,但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情况下,才吃面条。如果碰上歉收之年,农民只能吃棒子面、高粱米和糠。至于说肉食,农民想都不敢想。
而且平时农民为了省下柴火,都不舍得喝热水,都是喝凉水。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的情况下,才会拿出茶和酒来招待客人。只有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主家里,日常才能吃到白面,也能吃一两道热菜。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相当普遍,即便是在天津,彼时这种大都市的市郊地区,农民也都以粗粮为主。而且在每年春夏等天长的季节吃两顿饭,冬天这种天短的季节为了省粮食,人们只能吃两顿饭。
在大多数地区,小麦被农民看成是奢侈品,大米更是见都没见过。农民只在麦收结束后吃一点白面条,然后把麦子储存起来,以便在困难的时期,卖掉换粗粮或者是换钱。
这就是民国时期,北方农民日常饮食的真实写照。由于生产力不高,再加上连年征战所加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彼时农民的生活是最苦的,甚至于连糊口都不够。
更不好说,北方的黄河流域,还时常决堤,而旱灾也时常发生。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200万人。以至于在20世纪文明的世界,还能再次见到人吃人和狗吃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情形。
即便在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由于军阀间的频繁混战,农民想要安定的生活,也全部是没有保障的。
现代人都学过鲁迅的《故乡》,虽然那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背景就是鲁迅的家乡江浙地区。然而透过鲁迅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彼时最富裕的江浙地区,底层农民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只有像赵老太爷这样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才不受影响和干扰。
识字率太低,普遍文盲
不得不说,鲁迅是去日本留过学的,而在民国时期,能出国留学的人凤毛麟角。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熟悉的诸多大师,民国年间似乎有很多,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很高的感觉,可事实上,这种感觉是错误和偏差的。
现代书本中,也涌现过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化大师,然而在那个年代,其中大部分都是家族生活相对较好的。鲁迅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他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做过小官,所以还能供养得起他出国读书。而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家世背景就更好了。
但除此之外,全国绝大部分的群体,都是像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这样不识字的劳动阶层。他们本身就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不要说读书,就连糊口谋生都是难事。这些人,才构成了民国绝大部分的群体。
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农村苦苦坚持,一些在农村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遭受天灾,或者是因为战乱,他们便会跋山涉水地去逃荒。北方地区像山东的农民,会闯关东,或是到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去谋生。而黄淮地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涌向了富裕的上海。
这些流落到城市的农民,由于不识字,大部分也只能从事拉车、苦力、佣人、店伙计等之类的工作。没有保障,没有依靠,能够混到出人头地的,凤毛麟角。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原本他想着能够依靠自己拉车而成为车老板,但残酷的现实,最终击碎了祥子的梦想。
一项刚刚解放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国年间,全社会的识字率只有10%,最多不超过20%,其余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试想在识字率不多的群体中,最终又有多少人,能够出国留学呢?
在一个愚昧横行的时代,又如何去推动生产结构的提升,如何又能进一步的,去提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毫不客气地说,民国年间确实有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但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比起来,这些发展较好的城市,仅仅是一座座文明的孤岛。
而大片的国土都还是黑暗的文明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大众又时常遭受战乱、自然灾害、瘟疫等诸多灾难的冲击,试问,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好起来吗?
上海,民国的文明孤岛
现时代的民国影视剧,动辄就把故事的背景放到上海,灯火酒绿再加上各国列强的营建,看起来彼时的上海确实发展不错。然而,上海的繁华和富裕,跟底层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富裕,仅仅是权贵阶层的富裕。
何况,即便是这种富裕,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这座唯一的文明之所也承受不住。由于战乱不断,彼时全国的财政赤字很快就冲破了200万亿大关,为了缓解赤字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只能发行大量的纸币,如此一来,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
最终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连上海都承受不住这种负担了。而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记载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但是物价的水平却水涨船高。
恶性的通货膨胀,首先从上海开始出现,政府发行的纸币真的变成了一张废纸,民众带着大捆的钞票,甚至于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而有钱的阶层,都开始用黄金、美元以及银元来结算。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蒋经国决心到上海去打虎。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发现最大的老虎,就是宋家和自己家。经济结构的整体倒退,使得从上到下,都无心进行真正的改革,最终,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都只是趁着这个混乱的时代攫取财富,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死活。
所以到了民国中后期,不但底层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即便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主,也都被逼迫地纷纷破产。最终闹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民众也亲手把蒋家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上海这座民国时期的文明孤岛,最终也在经济的恶性通胀之下,彻底破产了。
农民只能吃粗粮喝凉水,城市居民的收入持续贬值,中小企业主始终被破产的阴影所笼罩,试问一个遍地文盲,医疗条件差、死亡率高、战乱不断、政治黑暗腐败、土匪恶霸横行的民国,又有多少人会喜欢呢?
而没有感受到社会艰难的人,甚至于还能感到岁月静好,那在民国时期,一定是被劳苦大众要打倒的群体。
为什么我感觉民国时期的人普遍好有气质
那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文气质所导致的。中国有三个时代比较自由开放,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就是民国了。民国封建王朝刚刚结束,西方势力涌入,军阀割据,可以说是乱世。在这种时候,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有一种家国情怀,救民于水火,他们大部分都是出国留学的高材生,或者是饱读诗书的学者。最重要的一点是,那时候整个人文背景好,东西方文化又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很多学者都是学贯中西。处在这样一种时代,稍有文化的人,气质必然不一般。现代人不止普通人,连很多学者作家都很浮躁,透露着一股子庸俗气息,是没法比的。
海瑞一生清廉没能挽救大明,张居正半生贪腐却主导了万历中兴,这说明什么?
海瑞和张居正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在清廉和贪腐的群体之中,并非仅仅只有他们两个。所以,如果只看他们两个人的事迹,那就会以偏概全,最终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清廉和贪腐的是非问题
公平、公正,是我们的社会追求的一大终极目标。虽然我们知道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和条件下,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比如高考,对于考生的录取,那就应该在大家认可的规则之下进行。再比如项目的招投标,也应该根据需求和规则,择优选用。
这时候,是清廉的人,更容易公平处理;还是贪腐的人,更容易公平处理?恐怕不言而喻。贪腐的人,正是通过破坏公平、公正,来为自己渔利。所以,清廉绝对是值得提倡与弘扬的优秀品质。
二、清廉的于谦,挽救了大明朝
如果说清廉的海瑞,没有贪腐的张居正贡献大,以此来证明清廉无用的话,我们仅仅只需要举出一个反证,就足以推翻“清廉无用”这一论断了。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瓦剌首领也先率蒙古大军包围了北京城。国难当头,于谦挺身而出,利用劣势兵力,击退了也先的进攻,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如果没有于谦,恐怕明朝会提前进入南明时代了,更不会有数代之后的张居正改革,迎来万历中兴了。
于谦的清廉,恐怕没人会否认。他去世之后,家无余财,唯一贵重的物品,竟然是明代宗朱祁钰赐给他的盔甲和剑器。
那为什么清廉的海瑞,却不及贪腐的张居正呢?
三、一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方向,决定了取得的成就
海瑞的能力相比张居正而言,当然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他们的人生成就,之所以形成了天壤之别,就是因为个人能力和努力方向问题,并非清廉与贪腐问题。
两人的出仕过程
海瑞相对而言,比较“愚笨”。他考秀才考了十余年都没考上,直到28岁,才考入县学,成了一名生员。然后,又考到36岁,才中了举人。接着考进士吧,却是屡考不中。最后,海瑞只能以举人的身份,以及40岁的高龄,做了一名县教谕。教谕,类似于现在担负有教学任务的县级学校的校长。
再看张居正,简直就是“神童”一个。他12岁考中生员;13岁考中举人,还是主考顾璘有意磨砺他,故意让张居正落了榜。可是,到了下一次考试,张居正又成功登榜,16岁时二次中举。七年之后,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而且是二甲第九名,全国第十二名,光荣入选了庶吉士,成了大明首辅的培养对象。
张居正虽然年少海瑞11岁,可是当海瑞还在为中举挣扎之时,张居正已经光荣的进入了明朝的中枢机构。
嘉靖朝的无奈
海瑞1553年,从南平教谕做起,在他的贵人朱衡的提拔和保护之下,又历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一直到1564年,11年之后,才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成了一名正六品的京官。
然后,刚正不阿、廉洁自律的海瑞,给自己备好了一口薄棺,抱着必死的决心,给嘉靖皇帝上了一篇有名的札子《治安疏》。
海瑞所写的内容我们就不赘述了,总之,海瑞是把嘉靖皇帝给骂了一个七窍生烟,满脑袋的乌云闪电。原本,盛怒之下的嘉靖要把海瑞就地正法,可当他听说海瑞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木,就又把札子反复看了数遍。这次,嘉靖看到了海瑞的忠诚与正直,然后,下令将海瑞给关了起来。直到嘉靖去世,海瑞都没能再踏出监狱半步。
此时的张居正呢?一切顺利。
张居正利用自己高超的交际手段,与本属不同派别的严嵩、徐阶、高拱,甚至是宫内的宦官,都处得非常好。
张居正同样给嘉靖皇帝上了一个札子《陈六事书》,陈述了自己对时政改革的意见。虽然嘉靖、严嵩等人并未重视,却也没有给张居正带来什么麻烦。此后,张居正保持了沉默。
这就是海瑞与张居正之间的差别。同样,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想要办好事情呢,最好是对事,不要对人,否则,惹怒了人,还办不了事。
张居正在嘉靖年间,虽然也没有什么作为,却找到了一个靠山,那就是裕王朱载垕,就是后来的隆庆帝。张居正成了朱载垕的侍讲伴读。
隆庆朝的奋起
嘉靖皇帝去世之后,海瑞终于被放了出来,先后在户部、兵部、大理寺、通政司任职。到了隆庆三年,升任右佥都御史,成了正四品大员,外放应天巡抚。此时的海瑞,倒是做了一些实事,治理南方水患,颇有成绩。
正是在担任巡抚之时,海瑞丝毫不顾徐阶曾救过他的旧情,要求徐阶退还十余万亩所占的田地,换来了一个“海青天”的称号。
再看张居正,为了实现自己改革弊政的目的,扳倒了严嵩,逼走了徐阶,同高拱一起,入主内阁,成了大明宰辅。
海瑞和张居正,明显在向不同的方向狂奔。
万历朝的果实
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成了真正的权臣。他先是联合宦官冯保,驱逐了高拱,自己登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然后,开始实施变法。
张居正先后出台了考成法,整饬吏治;然后,又推出了一条鞭法,清理丈量土地,改革赋税。为了加强统治,他还禁毁了许多名山书院,严禁批评时政。另外,又大力裁撤冗官,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防。
海瑞呢?凉了。
海瑞最初,还握有实权,全力支持张居正变法革新,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海瑞的清廉,为他在百姓中赢得了非常大的名气。可是,也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只是,摄于海瑞的名望,没人敢惹。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到了万历十三年,海瑞被架空了。
海瑞被人推荐为了南京右佥都御史,然后再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明朝有两套官员的班子,北京一套,是有实权的,而南京的一套,基本上就是摆设。所以,从此之后,海瑞到死,都是一尊被供奉起来,没人敢招惹的“活阎王”。
努力的方向很重要
有时候,能力的些许差别,并不足以造成两个人所做贡献的巨大差别。但是,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同,那差别可就大了。
张居正自入仕之后,就一直都在观察大明朝所存在的弊政。虽然中间遭遇过挫折,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改革弊政的初心。不管是他的暂时隐忍,还是朝堂的激烈竞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张居正登上大明首辅之位时,他将自己的目标付诸了实施。
而海瑞呢?他的眼光一直在做实事之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个人、某件具体的事情,是一头勤劳而自律的老黄牛,哦,更确切说,应该是一头倔强的小毛驴。
张居正的做事方法,是通过改革弊政,制定新的制度和规则,来约束人,提高执行力和效率,进而改变社会。制度可以影响全局,成功之后,带来的效益自然非常巨大。
而海瑞的做事方式,是通过他的努力,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或者通过他的监督,让某个人遵守现有的制度。海瑞解决了江南水患,造福了一方。他针对嘉靖、徐阶、胡宗宪等具体的人。海瑞试图通过让人遵守制度,来改变社会,给百姓带来利益。但是,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有限。
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是决策者、制度的制定者和领导者;一个是执行者。无论如何,执行者的功绩,都很难超越领导者。
结论
清廉是一项非常优秀的品质。
毕竟很少人能有张居正的机会,去进行国家级别的改革。大多数人还是要做螺丝钉,干好自己所负责的具体事情。
这时候,公平、公正就非常重要。清廉的人,相对更无私,就更容易做到。而贪腐的人,主要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蠹虫。当蠹虫非常多的时候,整个社会恐怕就会生病,就会崩塌。
海瑞与张居正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能力与目标。只要贪腐不影响终极目标,那至少对这件事就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自然就不会影响到目标实现后的功绩了。
但是,张居正的贪腐,却可能对某件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产生影响。比如,他因为通州知县张伦行贿了他的母亲,就将张伦升为了户部员外郎。户部管财政,恐怕这位张伦会变本加厉的把送出去的给贪回来。
人因为能力和个性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职业,取得不同的成就。海瑞适合做监察工作,而张居正适合做制度改革。至于成就的大小么,尽全力,拼搏过了,奋斗过了,至少无愧此生了。
而清廉无用论,以及清廉的人所做出的成就,不如贪腐的人所做出的成就大,这完全就是错误的。
民国大家非常之多,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的作品入选教科书?
大家也看过教科书,我们发现虽然民国的大师特别多,但是也只有少部分人的作品能入选教科书。因为入选教科书的内容是要给那些孩子们看的。内容可以塑造这些青少年的三观。但是其实民国有些大师写的内容并不适合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看。
所以我们国家在挑选文章入选教科书的时候也是精心挑选的,并不是看哪个名气大就挑哪个,是根据那些大家们写的文章是否适合青少年阅读。
这一点才是教科书的最根本的目的,可以塑造青少年良好的三观,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而且我们虽然民国大师有很多,但是其他年代的大师也很多。教科书毕竟不可能说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收集进去,我们也肯定要每个年代都要挑选一部分精华。让孩子们能更好的了解我们千年的历史文化。
而且我感觉民国的大师看着虽然多,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也挺有水分的,不过是出了国度,喝了洋墨水。
在那个年代其实只要接受了新思想,而且以人也不是很笨,好好写几篇文章,其实名声也就来了。虽然不乏真正的为中国的痛处治病的人。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也是浑水摸鱼混口饭。而且在那个年代,鱼龙混杂,各个思想都混杂在一起,可能在我们看来那些思想不被接受。
所以我们挑选文章也要思想正确的,不可能说挑那些思想不正确的给我们国家的下一代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