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尽管多年前就读过宗璞的作品，但是真正令人难忘的还是初中课本上学过的《紫藤萝瀑布》。
《紫藤萝瀑布》中把“开得这样盛的藤萝”比作“一条瀑布”，这条瀑布因蓬勃旺盛，因光泽闪耀，因悬垂倒挂，好像真的在流动，在飞溅，在迎着阳光闪烁，使人感受到“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美。也许一朵紫藤萝花本柔弱，但是无数朵花组成的瀑布，拥有了力量和气势，是柔弱背后的”宏大“的一面，让我们不得不慨叹生命之神奇。
在给“今天”的紫藤萝花做了”特写“后，接着作者回忆了十年前花的衰败，在花的衰和盛的对比中，以及自身的经历中，悟出“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的自然规律和生命哲理。“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这一句既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也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折射。在人生的长路中，尤其是低谷的时候，没有为我们鼓掌的观众，但是一样要活得漂亮，精彩，也没有任何一种黑暗，能阻挡生命中的欢腾。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 作者通过描写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表达了花和人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注定要遭遇各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和不幸，但不管时代怎样变迁，我们的生活终将向前迈进。
宗谱（图片来源于网络）
宗璞可以说是出生于鸿儒硕学之家，父亲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冯友兰。她自小生活在水清木华的清华园，家中来往的都是高层知识分子，家族里更不乏中国当代史中的传奇人物。从小在北大燕园里长大的她，深受最高学府的文化熏陶，从《霞落燕园》、《人老燕园》，我们看到，北大的幽静深邃的环境，孕育了她此生的满腹才情。
而宗璞自己，甫出文坛也以《红豆》一鸣惊人。之后的《紫藤萝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鲁鲁》《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名篇，亦是几代文学人的经典记忆。
宗璞从1985年57岁开始创作《南渡记》，到2019年91岁出版《北归记》， 历经33年完成了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记”的创作。其间，她经历了父丧、夫丧，以及其他一些亲人的亡故。自己的健康状况亦不佳，只在创作《南渡记》时身体稍好一些。创作《东藏记》时大病一场，眼疾加重，视网膜几度脱落。从《东藏记》后半部分起到《西征记》直至《北归记》的写作都是口授。《北归记》写作将近一半时，宗璞差一点脑中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很难想象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毅力，坚持完成了《也葫芦引》“四记”的创作。
“宗璞也许有一天会发现，她就是为了写《野葫芦引》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代文学家王安忆曾说。
在多个场合，宗璞对小说的得名有过说明：“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
《野葫芦引》“四记”提供了一部个人的历史, 也是一部特殊群体的历史。其中有着对于过去的大量洞见，从智性升华到人生的高点，合成一种成熟的世界观，更获得了某种言说的自由度，不再想要讨好读者或其他什么人。这种熟练的、惊人的流畅宛转，也昭示出晚期风格的复杂。既有创新，也有某种体能上的力有不逮；辉煌中掺杂着可能存在的风险；精雕细镂中潜伏着拖沓冗慢。深刻的矛盾情绪、奢华却平静的文字，处处深藏暗示与玄机。而这一切都在最后向读者证明，表现历史的可能性在奇迹般地增大。
对宗璞而言，“四记”则充满了细节。由于作家对自己严苛的创作态度，每一个细节作家都务使其尽善尽美，显示出精神贵族式的奢华。作者又极擅描写知识分子的某种情调与氛围，使人物镶嵌在其中，令读者体味到大众文化狂欢中高雅文化的精神飞地，“四记”也因此蕴含着文化史的意味。而中国文人小说传统深厚博大的内涵与技巧，更是在“四记”中有着精心的表现。冯至曾如此评价《南渡记》：“总之你的文笔细致，字斟句酌，可以想见你是通过多么缜密的思考在写这本书。如果读者认真、通读细读了四记的话，会惊叹于作者叙事的严谨。”作品令人一睹什么叫“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北归记》行文朴素，风格明快，在对知识分子与时代深在关系的书写中，在对孟樾、吕清非、严亮祖、澹台玮等仁人志士的塑造中，在对玹子与卫葑等人爱情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一个年届九旬的老作家艺术上的宝刀不老和思想上的历久弥新。”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的颁奖词简明扼要地对宗璞的写作予以概括。的确，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粹的艺术品质，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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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对熟悉宗璞创作历程的人来说，这段告白带着长跑之后难得的平静与释然。
1985年开始写作《南渡记》时，宗璞目力尚佳，阅读书写没有任何障碍。1988年，小说问世，《南渡记》也成为她整部作品中唯一拥有完整手稿的一卷。小说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人在抗战爆发后南渡昆明的经历为主要线索。稽之以史，北平在1937年7月29日沦陷，清华、北大等学校陆续南迁，1937年11月1日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联合设立临时大学，1938年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包括1938年4月到8月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生活，无不历历在目。
“我口授，助手来打字。写《东藏记》和《西征记》前面部分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一点。有一个阶段我用两台电脑，一个在这边打，一边就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变成很大的字，我在电脑上就可以看了。后来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见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写作方式称为“滚雪球”，“先写一个大概，然后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凭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写了什么。只能请人念，念来念去，反复改”。
宗璞的责任编辑杨柳清楚地记得，《北归记》写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宗璞由于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的ICU病房。“我到了医院，她就跟我说，如果她写不了了，写出来的这部分初稿怎么处理，感觉有点交待后事的意思。当时我也很担心，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继续写，只是安慰她没事儿，别着急。”
与前几部小说相比，《北归记》的叙述风格一以贯之，偶尔略显散碎，由此正可以想见创作时的艰辛状态。尽管如此，宗璞的文气依然充沛，人物故事依然摇曳多姿。
杨柳在说起小说里的一些情节时忍不住感叹：“她很多东西很神的。比如说卫葑和玹子一步步的结合，写得很扎实，又很飘，非常浪漫。出身、经历、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就那么相爱了，重庆舞会上卫葑飘然而来，和玹子互通心曲。在颐和园佛香阁扇面殿的小院子里，两人奇特的婚礼。碧初和绛初把一些金银、首饰缝在玹子的大衣里，因为曾经是公主般的玹子要跟着卫葑去解放区，过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一般想来，这种结合太不可思议了。可是这些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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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璞的“四记”，她从1956年至今，还读童话，写童话，未泯的童心一直爱着童话。
她早年的童话，如《寻月记》《湖底山村》《花的话》等，写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那时，她常想的是童话对小读者的教育作用，如何用童话反映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重新提笔后，在写小说的同时，她也常考虑如何继续写童话。她仍注意童话的教育作用，但不再只想到孩子，她觉得童话不仅表现孩子的无拘无束的幻想，也应表现成年人对人生的体验，为成年人所爱读。如果说，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幅画卷，童话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那曲调应是优美的，歌词应是充满哲理的。
宗璞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尘沙满面，也许有时需要让想象的灵风吹一吹，在想象的泉水里浸一浸，那就让我们读一读童话吧!”
直至年过鲐背，宗璞还和小时候一样喜爱着童话。她常戏称自己返老还童。读童话除了傻劲，还需要一点童心，一点天真烂漫。把明明是幻想的世界当真。每个正常的成年人其实都该多一点未泯的童心，使生活更有趣更美好。用这点童心读童话，童话也可帮助这点童心不泯。所以，宗璞说，也许因为自己有那么一点傻劲和天真，便很喜欢童话，爱读，也学着写，“数量不多，质量也差，兴趣却浓，有机会便要谈论……”
“好的作品如同放在高处的珍品，幼年时也可见其瑰丽，却只能在人生的阶梯上登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打开那蕴藏奥秘的门。童话是每个人童年的好伴侣，真正好的童话，也是成年人的知己。”宗璞说。
宗璞说：“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情，则普通人的一点感慨常常很动人。”
“我的书是大家的书，是我的长辈们、老朋友、老同学，包括先后同学、大小同学凑起来的记忆。我写了三代人，只要认识的我都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们了解情况，有许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梅贻琦先生的侄儿梅祖培参加了强渡怒江，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当然我也参考别的材料。我哥哥给我讲他参加滇西战争的经过，讲了好几回。我就像一只工蜂，是大家的生活让我酿出蜜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书其实是大家的，感谢是说不尽的。”宗璞曾表示。
宗璞对创作情有独钟，她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简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人，原籍河南省唐河县。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
著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中短篇小说《红豆》《三生石》，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其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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