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原王朝千年兴衰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王朝的战略焦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以进一步切断西域、中亚与漠北草原的贸易联系。这一战略思路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汉朝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等将领成功夺取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并非仅仅是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更是对西域的控制与开发的关键。
在历次对匈奴的战争中,尽管匈奴骑兵的威胁不可小觑,但由于其必须南下劫掠以获取足够物资越冬的需求,汉朝将领如李广利成功挫败了匈奴的多次抢劫计划。这使得匈奴的资源逐渐枯竭,从而导致其游牧经济由增量转为存量,最终内卷分崩离析,展现出国力的碾压效应。
河套、河西走廊、辽东这三个地区都是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地带,而河西走廊更是一片既可耕种又适合游牧的土地,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掌握河西走廊,意味着可以向西域投放兵力,从而驱逐北方游牧民族,阻止其对中原王朝的威胁。这是一个既能保护中原又能开发西域的重要区域。
在古代,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十分显著。早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位于关中,距离河西走廊非常近,因此需要以此地为屏障来保卫京师,尤其在极度依赖陆路贸易的时代。然而,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
自隋唐时期起,长安的资源已无法满足巨量人口和物资的需求,甚至在唐初时期就已经难以维持。随着陆路贸易的逐渐减弱,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使得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进一步降低。宋代之后,河西走廊逐渐从经济要地演变为军事区域。
在历史长河中,河西走廊的命运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密不可分。宋代之前,掌握河西走廊就意味着掌握了重要的贸易通道,汉唐通过这一通道获得大量黄金、白银、香料和良马,巩固了中原的统治地位。随贸易的减弱,中原地区对其他地方失去了经济优势,统治重心逐渐从西部转移到河南盆地,削弱了对西域的控制。
明代时,河西走廊的经济价值几乎丧失殆尽,转变为军事防线,成为统治的负担。明成祖下西洋的战略目的在于通过海运开辟新的贸易通道,然而后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导致未能巩固明成祖的战略成果,失去了未来五百年的战略主动权。
河西走廊的历史变迁与战略价值的演变紧密相连。它曾是中原王朝向西拓展、保障贸易的关键通道,随历史进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其地位逐渐下降。尽管河西走廊的战略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减弱,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太原的历史文化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
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
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
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
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后期
,双方的界限几近消失。在明清时期的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
各个行业,并把商贸活动由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晋商的魄力之大、足
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3.5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119处,居全国第一。因此,
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证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
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
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
的三晋文化。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表面刻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说明峙峪人可能开始了原始的雕刻艺术
。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有两处岩画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
了属于早期夏文化的鼓和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乐器。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
,赵国人荀子则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元代晋南杂剧,都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一直
位居世界东方艺术苑林的前列。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留存的壁画、雕塑和石窟艺术,古城和民居建
筑艺术,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气候对朝代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气候变化会引发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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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中国的农牧业生产。中国过去2000年的气候变化与朝代的兴衰有很强的相关性。一般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人口增长疆域扩大的朝代,都会与气候温暖期重合。
而诸侯国政权的割据乱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大多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寒冷期或寒冷期。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外族入侵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寒冷干旱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会面临水草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威胁,所以他们会扩展到农耕地区。而且中原王朝在游牧政权之前建立的越早,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可能性就越高。
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因为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粮食供应充足,所以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逐渐减少,粮食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朝代的衰落随之而来。
战争和饥荒过后,人口危机消失,新王朝可以经历下一个周期。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工商业活力和科技突破,农业社会常常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当线性增长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指数增长的人口时,就会出现贫困和战争,从而形成“王朝周期律”。
气候对汉代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个温暖时期,当时黄河流域可以种植水稻、竹林等亚热带植物。据《史记》年记载,“齐鲁桑麻千亩,渭川竹千亩”。今天只有南方才有的桑麻和竹子,在山东和陕西渭河流域都能种植,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要温暖。秦朝时期,今天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地区能够种植农作物,这也是秦朝如此强大的原因。
汉代温暖期持续,经过“文化山水之治”,社会稳定,边疆多年无战事。汉武帝凭借多年积累的物质保障,主动将匈奴驱逐到西亚东欧。
东汉光武帝时期,匈奴遭遇罕见的蝗灾,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坚持不下去了,向东汉求援。之后光武帝补贴南匈奴粮食2.5万,牛羊近4万只。
从公元元年开始,整个地球迎来了小冰期的寒冷期,这是大时期中的一个小时期。随着南匈奴的回归及其南迁,东汉名将窦宪两次进攻匈奴,在今天的阿尔泰山打败了匈奴的主力。接着,他征服了30多万北方匈奴人,大汉彻底打败了匈奴。
但从西汉称帝四年开始,气候进入寒冷期,出现了“四月雪,秋桃花,梅花”。而且中国历史进入了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长达300多年。
根据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的研究,在这段从北到南的寒冷时期,从4世纪到5世纪,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摄氏度。如果平均气温下降1摄氏度,我国降雨带将南移200-300公里,降雨量也将减少100毫米。当时在山西、河北向南移动了500多公里。
随着降雨南移,意味着农耕区南移,可耕地面积
当然,大量汉人的南迁也是吴栋和韩曙繁荣的主要原因。乌桓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也是曹魏家族能够平定天下的重要军事力量。
唐朝的兴衰
公元600年,隋唐时期,中国气候结束了近600年的寒冷期,进入温暖期。唐朝天宝年间,长安甚至长出了橘树和竹林。良好的气候条件延长了农作物的种植时间,提高了复种指数,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产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从公元8世纪开始,北方气候转冷,冬季风使东亚气候干燥少雨。据《新唐书五行志》年的记载,在随后的290年间,发生了75次大旱,40多次饥荒,几乎是两年一旱,三年一旱。
贞观元年,唐太宗曾下令饥民到他州免费领粮。在高宗时期,34年中有12次干旱,甚至在东都洛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长时间不下雨给水运,尤其是长安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唐朝时期,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发展。长安是政治中心,扬州是经济中心。
扬州是江南水运的集散地。物资从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渭河运到长安。唐代冬季风偏强,夏季风偏弱,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同时或交互干旱。
明朝元年十二月,黄巢入长安,称帝建国,唐朝绵延不绝。连年干旱造成财政紧张,引发了中央政府和缓冲城镇对税收的争夺。缓冲镇往往截留地方上缴中央的税收,养兵自重,造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据史书记载,中原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边陲少数民族酋长趁乱而入,抢劫杀人,大肆掠夺。
清代气候的影响
清朝时,气温比今天低1至2摄氏度。在农业不发达的清代,低温引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清朝引进了红薯和玉米,大部分时间人口都比前朝多,在19世纪中叶甚至达到了4.4亿的最高水平。
清初人口增长缓慢,进入康乾时期,人口增长迅速。整个成长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爆发。太平天国和其他列强侵略战争后,人口减少了1/5,直到清末“同治中兴”时期,人口才恢复到最高峰。
与前朝相比,清代人口增值率明显上升。在清代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创新的情况下,人口膨胀导致了马尔萨斯危机。19世纪以来,清朝气候变冷,农民起义频繁。当然,饥荒是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气候变化会导致朝代更替?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不利于游牧民族的发展。如果气温下降2摄氏度,饲草生长周期将缩短40天,导致草地产草量明显下降。在生活的压力下,游牧民族必须南下。
而中原的汉人则因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国力下降。再加上农民起义不断,引发的内耗也榨干了国库。因此,他们无力抵抗游牧民族的进攻,不得不向南撤退,所以游牧民族入侵了
同时,汉族地区的经济中心也会受到气候的影响。寒季来了,农业的重心会南移,而南方的少数民族相对较弱。原来的人迁移到南方,冲突就少了,甚至会把更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带到南方。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永嘉杜南,不仅建立了汉政权,甚至主导了文化方向。
南宋时期,大量汉人迁入长江流域,创造了江南富庶的天地,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从表面上看,经济中心的南移是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入侵,政治中心南移的结果。本质上,气候变冷是潜在的驱动力。
中国的战争数量高峰通常发生在寒冷期,即天气寒冷时,战争数量较多。从唐末到清末三战高峰,元末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清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气候寒冷时期。
气候寒冷影响农牧业生产,导致生产生活物资短缺,往往引发战争,这是人们在生存的必要性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寒冷的气候往往伴随着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土地产量减少,农民无力纳税,产生社会矛盾。当矛盾彻底激化,农民揭竿而起,游牧民乘虚而入,大规模战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