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唯一的一对父子帝师
明朝皇帝的教育体系中,出现了一对罕见的父子帝师,陈以勤和陈于陛。在这个封建王朝中,皇帝的教育与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皇太子和年幼的皇帝更加注重。
1.陈以勤的师道
陈以勤,明朝嘉靖年间的名士,为人淡泊官位,但卓越的智慧和谨慎的性格使他备受尊敬。裕王朱载垕年幼时,陈以勤成为他的老师。嘉靖帝对方术着迷,与裕王的父子关系淡薄,裕王甚至多年未见,生活极其困难。陈以勤作为洗马,管理皇太子的事务。他的清廉与聪慧,让他在裕王府发挥重要作用,为裕王化解困难,劝谏裕王克制自己,保护裕王的权益。
2.陈于陛的育才使命
陈于陛是陈以勤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德行。陈于陛也成为万历帝的帝师,年幼的皇子朱翊钧的日讲官。他不仅关心皇子的学业,还在关键时刻请求早立皇太子,为皇位继承的顺利进行提供指引。陈于陛也在政务中积极建言,尤其关注用人和边防等重要事务。他对国史的重视,促使皇帝下诏编修明史,使国家制度得以彰显。
3.父子宰辅的清廉与贡献
陈以勤和陈于陛父子皆以清廉著称。陈以勤在官场中不张扬,不图名利,只专注于自己的职责,严格要求裕王,调理内外,保护裕王的权益。陈于陛则在教育皇子时,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德行。他们父子均是政治清流,力图惩治贪官污吏,强调节俭,促进社稷之治。
尽管他们的忠诚与奉献,面对万历帝的强势,很多建言遭到无视。随时间的推移,陈于陛曾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但皇帝均未同意。在政治斗争与帝王个人情绪的影响下,他们的建言往往无法得到落实。
陈以勤和陈于陛父子作为明朝的帝师,体现了传统教育在皇室教育中的重要性。他们在教育中起到了引导和培养的作用,更在政务中提供了清正的声音,强调君臣关系的正常与和谐。尽管他们的努力和忠诚,他们的建言往往难以被皇帝采纳,政治权谋的纷争和皇帝的意志限制了他们的影响力。
张居正是怎么当上的内阁首辅?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汉族人,祖籍安徽凤阳,湖北江陵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
00张居正[1],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
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00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方法如下:
00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00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00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翁同龢的人物争议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 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