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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公主是个奇异的群体：在物质方面，她们不仅身具皇家的尊贵，还手握经济实权，在唐朝前中期，公主除了食封制的收入外，还有皇帝平时的赏赐，另外加上出嫁时的嫁妆与夫家的产业——她们是真正的有产阶级。但是更重要的是，唐时期儒佛道交织，精神世界自由斑斓，而且李唐王室在胡化风俗影响下，对女子的教育并不像后期以及以后那些时代那样束缚，而给予她们更为广泛的自由空间。
《新唐书》说她：“主负所爱而骄。”她的时代，是大唐盛世。她的父亲，是当世明君。她的身份，是天朝公主。她的富有，是无数田业。她的宠爱，是“礼异它婿”，她是高阳公主，太宗最宠爱的公主。
史书这么形容她的丈夫：“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不喜欢学问，只爱武力。父亲一向宠她爱她，到头来却要让她嫁给这么一个不如意的男人。
于是，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她没有足够的智慧开解命运的纠结，却有足够的能量怨恨人生——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该怨谁，那么，就谁都怨。
反观她以后选择偷情的那个男人，却以渊博的学识、优雅流利的文采而知名，据说承远祖隐逸之士的血统，自小志向高远，专心学问。十五岁时，出世为僧，在大总持寺成为道岳法师的弟子。至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回国在长安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便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的资格，被选入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是时辩机的年龄约当26岁。也因为跟随唐玄奘在弘禅寺院译经，以帮助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而名噪一时。
摆在她面前的敌人，第一位便是自己的“弟媳角色”——丈夫的身份与地位。
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也就罢了，居然还是老二，能继承房家身份与荣誉的，是长子房遗直——“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
自然对于唐朝公主来说，皇室尊严与儿媳身份就是一对矛盾，很多公主在出嫁以后不行姑舅之礼(也就是不向公婆行礼)，以公主身份自贵，不尊重家族里的长辈。高宗就曾经为此单独下诏进行劝谏。
显然，对于高阳来说，突然降为一个家族的儿媳、弟媳，是让她最先不适应。对于高阳来说，自己贵为公主，自己的丈夫居然继承不了正统，这显然是不能忍受的，她表现出了不满。房遗直显然得罪不起这位高贵的弟媳，主动提出来让出爵位(其实包含着让出宗祧的意思)，而太宗的回答是，不许。
正在穷途茫然之际，命运给了她第二次挑衅的机会。
一个明媚春光的下午，在她与丈夫游猎途中，她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他叫辩机。
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新唐书(卷八十三)》)
在少不更事的少女眼里，这是韩剧式的浪漫邂逅，是帅哥与美女、佛教王子与天朝公主的爱情相逢；
在成年女性眼里，这是陈冲版的《诱僧》，是情欲的禁忌与胶着，是突破礼教束缚欲望突围；
在男人眼里，这显然是一场不要钱还倒贴的、让人羡慕的艳遇；
在宗教徒眼里，这是一场意外的劫难与遗憾，显然，放在辩机的师傅面前，高阳真是个妖孽。
有时候真不知道这样的比较是否高看了高阳与辩机这段爱，只知道起码对于辩机，是无辜而纯情的，他可不是什么好色贪花的野和尚，少年时期是出于对佛法真心的尊敬与仰慕，弃绝尘俗而修行，在佛祖的圣化下希望寻找心灵的净土。可是，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遇到自己人生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公主，一个美丽的公主，还有她的夫婿。
高阳勾引辩机的动因，在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女人眼里，身边的男人这样可鄙，疼爱自己的父亲这样“不公”，只有破碎一切、报复命运、报复自己才能让她产生快感。恰好此时，一个好的道具出现了，一个英俊的男人，而且那个男人是个有才有貌的和尚。
如果，辩机只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也许只会引起高阳的兴趣，但是辩机不仅仅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而且是个和尚，还是个持守清规戒律而才华横溢的和尚，这就足够引起高阳意外的征服欲——禁忌，是那样充满了诱惑的魅力，征服这个男人，仿佛也就戏弄了父亲所给予的命定(婚姻)，同时也将是自己魅力的证明。生活如此平凡无味，也许在可以超越禁忌的情感搏杀里，她才能体味生命的那么点激情。
《册府元龟》记载了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的一道诏令，说很多官家跟僧道往来频繁，包括自家妻妾都无所顾忌，于是产生了很多丑闻，因此以后，禁止官员随便接纳僧尼道士在家里住——这条诏令从反面揭示了唐代贵族家庭蓄养僧尼，妻妾与僧尼自由来往的风俗。激情过后，辩机选择了逃避。
贞观十九年正月，唐玄奘得到御准，在弘禅寺院译经，需要助手。他申请去了。他要离开这个女人的势力范围，离开她所给予的温情，他知道，那不是他应该驻扎的地方。可怕的是，高阳公主还投入了真感情，因为，辩机世界里的那份清凉、纯白、庄严，让她忍不住去踏人，去掀翻，甚至去亵渎。是辩机的陌生与禁忌，成全了她的叛逆。可是，他现在要走了，以很多神圣的名义(许多男女分手时，“我为你好，你为我好”之类的废话不必说了)，她舍不得。于是，她送了他一个致命的枕头。
高阳送给辩机的，是一个缀满珠宝的枕头，有个好听的名字——“金宝神枕”。这是充满暗示性的东西，效果就像现代情人之间送的名牌避孕套，意味着只有两个人能见到的私人亲密。
高阳的意思大抵是让辩机一看见它，就想起两个人之间的枕间生涯——―如《西厢记》里，红娘抱着莺莺的枕头送她去见张生，“鸳鸯枕，翡翠衾，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也是《洛神赋》前序里的“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
高阳想让辩机记一辈子。辩机要了吗?要了。他不能不要。如果推辞，高阳会给他别的，男人对曾经的女人总有那么几分心软，尽管不爱了情面还是要给的，他接受了。但是，他显然没有藏好，过了几年居然让小偷偷去了。
在与辩机私通的岁月里，她多少平定了那份不安稳的心。从婚姻不如意开始，她本来到处挑衅，突然发现辩机这个挑衅很有意思，于是深入地玩了下去，并且为了玩得更好，她聪明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堵住丈夫的嘴。
史书上说：“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
其实，房好歹也是高阳的丈夫，唐朝尽管开放但毕竟也是男权社会，没有一个有尊严的男人能忍受自己头顶着绿帽子到处跑，而房遗爱居然忍了，而且据说还能提供便利。
只能证明这个男人根本不把高阳看作妻子。他更把她看作主子，看作能给他带来荣华富贵的工具，所以，他欣然接纳了公主补偿性的赏赐——两个美女，并且，也接纳了公主的金钱贿赂。对于他来说，丈夫的尊严大不过皇室的荣耀，现世的享受显然比那些虚幻的气节更加实在些。
辩机在的时候，高阳终于略微平稳了那份叛逆的动荡，可是辩机走了，带走了她的寄托，又还给了她的寂寞，她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房家长子房遗直。
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高阳让丈夫房遗爱去闹分家。如果真要分家，高阳是要吃大亏的，她有自己的“食封”，每年税户都要给她交钱交绢，她给丈夫的封口费就能达到“亿计”——这样的有钱人是最能分家的那个。因为中国实行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均”，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对于负责主祭祖先的长子长孙加一份田产——这就意味着一旦分家，房遗直会以长子的名义占有大量的田产。
我们看史书后一句“既而反谮遗直”——原来她的计划是分家以后，诬告房遗直贪图财产，故意分家以侵占。
而《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规定：
“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受，坐赃论，减三等。”——多占家产与偷盗之罪是等同的。
这下我们可以明白了，高阳的计谋并不是要分家，而是要在皇帝父亲面前给房遗直泼脏水，让太宗以为房遗直是个贪财的小人，为了侵占财产，故意以分家的方式“合理性”占有。
她了解自己的父亲，这样“分家”以后，她，高阳公主自然暂时会吃亏。可是他房遗直敢主动“分家”，那就是欺负公主，就是让皇帝吃哑巴亏——皇权尊严不可侵犯，太宗是聪明人，而聪明人最忌讳的，就是被聪明人戏弄。
《新唐书》这样记载：“遗直自言。”
如果高阳计谋得逞，太宗必然对房家长子印象打折。按照常理或者按照高阳对于房家人的推想，房遗直应该是沉默的——她是公主，而且这样的诬告表面看来也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是想分家产而多占一些产业而已。高阳自己觉得自己了解父亲，但是并不认为房遗直了解，在她眼里，房家都是些面瓜。
要知道，在一个臣子的眼里，没有比得罪皇上更严重的事情了。房遗直还不想那么快就去见刚去的老爹，他宁肯得罪公主，也不能让皇帝对他心怀成见。他干脆主动告诉了太宗。
太宗什么反应呢?《新唐书》上说“痛让主”，《资治通鉴》亦言“深责让主”。都是重词，而且后面都紧接着变化语：“自是稍疏外”，“由是宠衰”。
不久，长安城里出了一件大事，御史审盗，审出一个惊天的秘密丑闻——一个小偷的赃物里检查出一只皇家枕头，而枕头的来源，是译经高僧辩机的房间。
结果辩机很快跟审案的御史说，这是高阳公主赐予的。
要说唐朝贵妇偷情或者跟和尚道士的私通，其实数不胜数高阳与辩机的事情如果是私下里处理，也许不会这么严重而惨烈。可惜，那只枕头惹祸了，它经过了小偷的放大，又经过了御史的放大，满城鼎沸，成了公众面前的一件桃色新闻——公开侮辱皇家颜面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太宗大怒。
女儿不懂事也就罢了，居然去跟一个和尚私通，而且这个和尚还是自己从前深为赞赏的。满朝文武、满城百姓面前，皇家颜面何存?房家颜面何存?太宗大怒，辩机被判腰斩，“杀奴婢十余”，高阳彻底失去了父亲的爱。
她的辩机死了，她心里唯一的寄托，现在也烟消云散了。现在，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剩。那个一向疼爱的父亲不仅让她嫁给了不爱的人，还杀死了她唯一的爱人，包括，身边朝夕相处的侍女。
父亲也不再见她，她的眼泪不管用了，也不再理会她的悲伤。本来最疼爱她的人，却亲手把她推向了地狱，她突然感到了人生的崩溃。
不久，太宗去世了，她视之为仇恨目标的那棵大树轰然倒塌。这个世界，辩机去了，父亲去了，极爱的和极恨的，极恨的和极爱的，都离她而去，只留她，孤单单。
而正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出现在她面前，提出了一个恳求，希望她看一下宫内“機祥”，她答应了。
她买通宫内宦官“伺宫省機祥，步星次”，看宫中天象，预测宫内的天机，并把自己的占卜结果告诉房遗爱……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皇亲国戚们某些不满的发泄而已，其实并没有事实上的谋反行为。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让闹剧成了悲剧。
关于这件事情，《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
房遗直是个聪明人，高宗上台，正要杀人立威，二弟却跟那些不满的皇室往刀口上撞，那个骄横的弟媳妇又天天跟些和尚道士鬼混——这也就罢了，居然还找宫里人看什么天象，这将会发生什么，房遗直心里很清楚。
当时高宗把这件家庭纠纷案交给长孙无忌审理，结果审成了政治案。他们的怨言成了谋反的铁证，涉案的主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要被判死刑，牵连的李元景、高阳、巴陵等要被赐自尽。长孙无忌根本不是要处理家庭官司，而是要趁机歼灭政敌。
长孙无忌找到房遗爱让他诬陷李恪。因为长孙跟李恪是有深刻矛盾的，《旧唐书》记载，太子承乾得罪，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现在长孙掌权，自然想除掉这个眼中钉，“以绝众望”。
他以为，他的诬告可以换来苟生，可惜他想错了，跟薛万彻们一样，他同样被押赴刑场，同样被处斩而高阳公主被当成从犯赐自尽。
高阳接到了赐死的诏书。死亡终于让她彻底清醒，生命之不能承受的，是太过轻易地得到，是太过自我的放肆，是无以贯穿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她这辈子，太轻，太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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